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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浩然一行人先至江西南昌。在江西布政使的陪同下。气。…江西参政、参议等人。然后又召见了九江等地知府，细细切谈，临行前嘱咐道：“江西地处大江之中，上承九曲之荆江，下连富庶之京扬，洪讯之患大于天。尔等当牢记职责，以民安为重，不可一日懈怠。”
刘浩然走吉安入湖南，接见了湖南军政司官，然后一路南下，经衡阳、绑州入广东韶州。在韶州，刘浩然接到消息说南京又起波澜。
刘浩然一番法大于礼的言论传到南京，内阁自然照此执行，准备制定详尽规章草案，提交资政院。谁知道理学弟子们却对此提出了异议，他们怎么能够容忍废除德主刑辅这套说法呢？要知道，理学在这方面是儒学的“加强版”。三纲五常几乎上升到了天理的地步，自然可以凌驾于律法之上，现在刘浩然和内阁准备以法为尊，礼德相辅，这就等于挖了理学的根基。
而且江南学派认为自己已经“占据”东宫，有了皇太子这咋，大靠山，便觉得腰杆硬了许多，说话的声音也洪亮许多。他们首先纠集江南学派相关的资政大夫，对内阁发出的质询案。他们不敢直接将矛头指向刘浩然，只好指桑骂格，拿内阁来出气，一正“纲常”！
但是内阁也不是吃素的，这套思想理论是刘浩然提出的，而太平派是无条件支持刘浩然，加上引发的因素一那篇调查报告又是李道君，太平学派的俊才所写。当然要力挺到底。而淮西派也接到了李善长等人的密信，知道其中很多“内幕”自然也会力挺内阁。
于是内阁学士会议上，诸派争论不休。不过淮西派和太平派联手，优势非常明显。而大学士孙安、刘基、杨宪虽然与江南派关系密切，但是这种大是大非的问题，他们也不敢随意出言支持江南派，于是就和江西学派保
在内阁学士会议上，江南派占了劣势，于是他们就转变策略。在东宫众属官的怂恿下，皇太子以监国的身体召开学士会议，隐隐指责了一番众位坚持法大于礼的学士们。
可走到了当晚，宋镰面见太子，问道：“法大于礼，乃天子之言，在忠，太子当循陛下之制。在孝，太子当遵陛下之言。”
皇太子一下子醒悟过来，这法大于礼是父皇刘浩然提出来的，无论从忠还是从孝而言。自己都应当支持，否则就是给自己坚持的“三纲五常”打脸。尽管这席话不符孔圣人之言，但是后人不是总是以自己的言论去解释圣人之微言吗？而皇帝无疑拥有了“最高解释权。”
而刘浩然在正式文书中讲得很清楚，孔子言，“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意思就是要求君主和上位者的个人道德修养达到完满，只有君主占领了道德的制高点，才能够使被领导者和左民自然而然的信服。就好像北极星一样，处于中心的位置，自然被群星围绕、拱卫；而在另外一方面，“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教化民众的方法就是君主做出道德表率。对于少数“困而不学的愚人。就要施之以“刑
刘浩然指出。孔圣之言在于指导君主和君子们该如何做，而对于万民，除了教化。必须以刑约之。所以孔圣之言在于明德，而不是指治国，完全是董仲舒这介。“伪儒”将此提高到“以德治国”的程度，以德代法，成为前朝历代亡国灭朝的根源之一。
